日本首相近卫手下有一个智囊团，即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1938年6月，这个研究所向首相提交了一份绝密的报告，叫《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

报告一开头，便这么写道：

残败的国民政府现在还在叫喊坚决抗日，毫无投降之意……对国民政府，必须以击溃为根本方针，明确除此以外别无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表明，蒋介石自“七七事变”以来开始实行抗日，就连日本也认为除了“击溃”，别无选择。

这份报告也强调了必须“摧毁”国共合作：

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

这表明，连日本也意识到国共合作的威力。

日军为了“击溃”蒋介石政府，为了“摧毁”国共合作，把攻击的目标指向武汉。

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安徽当时的省会安庆登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调集了14个集团军和一个江防军，迎战日军。日军则调集了12个师团，前后投入了40万兵力。比起上海、南京来，武汉有大别山脉、幕阜山脉以及鄱阳湖作为屏障，再说国民党军队也有了跟日军作战的经验，日军想速战速决就不那么容易了。战斗打得十分艰难。日军从三面包围武汉，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奋力抵抗，大小战斗有数百次之多。

宋美龄则在武汉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妇女参加抗战，她自任指导长。她还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通过美国广播网，向世界各国呼吁，支援中国抗日。

对于蒋介石的英勇抗战，毛泽东表示敬佩。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自延安来到武汉。4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此信，极为热情地赞扬了蒋介石。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对手之间，如此热情洋溢的信，颇为罕见。这是一封难得的信，如今原件保存于台湾，2007年收入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武汉抗战史料》一书，现全文照录于下，以飨读者：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恪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

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此信，表明国共合作正处于最佳状态。不仅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赞扬了蒋介石，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赞扬蒋介石。也就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发表声明：“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没有投降，他们出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中国人民则起来进行伟大人民所值得有的英勇斗争。”“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中国全部国家政权，与一切军队之统一，亦正在完成中。”“我们的党，并不把自己对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首领蒋介石的合作看成短期的事情，而是准备在战争之后，还继续与他们共同工作，以建设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中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则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说，毛泽东所实行的国共合作路线，得到了作为中共上级的共产国际的批准。

毛泽东战胜了分庭抗礼的王明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及，“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这会议是在延安召开的，极为重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而王明与毛泽东分庭抗礼，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王明当时居然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要中共中央委员们到武汉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须知，武汉在蒋介石手中，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们集中在那里开会，结局是多么的难料！虽说国共之间的关系那时颇为密切……王明（陈绍禹）不得不和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徐特立一起从武汉回到延安。在延安当年的资料中，1938年9月15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一篇署名“浩然”的报道，从中可以颇为真切看出王明当时在延安所享有的声望——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声望，也无法跟毛泽东较量了。报道题为《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学校欢迎陈周秦徐诸同志志盛》：王明同志回来了，这消息来得像一个晴空里的霹雳，突兀、嘹亮……让你来不及为这个消息而鼓舞，便得匆促地走向南门的路上去。

街上，还有人们在写标语，发着透亮的光彩——“欢迎南北奔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胜利的陈、周、秦、徐诸同志！”巷口里，不时走出一列长枪大刀的自卫军，步伐是那样急促，几乎是在跑步。

广场里，排着长长的两行较整齐的行列，一批批的人们插了进去，在低声地喘息……

烟尘起了！人们的心像一条扯满了的弓底弦……渐渐地看见三辆卡车的影子，近着，近着，安然而止了。第一个跃出来的是英俊、挺伟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将军走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握着手，手在迅疾抖动着；接着出现在人群里的是丰腴的王明同志，朱德同志依然递过去握了他的手，可是却出了意外，王明同志一下子把他拥抱起来，笑着说：“我跟你行洋礼！”

最后出现的是白发苍苍的徐特立同志，张开了缺了门牙的嘴，笑嘻嘻地向四面不住地寒暄着一切的一切……

这么多年来，王明就像是一个“独立王国”一样，王明对自己的偶像进行着狂热的膜拜，把自己的画像贴得满世界都是，所有人都在高呼着“王明万岁”，而此时此刻，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共产国际似乎也意识到了王明的问题。

事实上，在中国的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有很多观点和毛泽东是一致的，所以，在知道他提出的“建设根据地”“农村包围”、“农村包围”等思想时，共产国际对他非常欣赏，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材。斯大林对于王明也非常的不满意，在西安事件的时候，王明居然提议把蒋介石给枪决了，斯大林愤怒地指责他是在支持日本！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喜欢王明了。此时的王明，再也没有了在共产国际背后的靠山，“风光”也即将结束。

季米特洛夫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代表王稼祥即将返回中国的时候，专门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你回去以后，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因为他是经过中国的具体革命的实践所培养起来的一个领导者，王明他们就不必争论了。”

季米特洛夫这番讲话，对毛泽东的领导作用给予了完全的认可，同时也把王明企图夺取政权的企图完全压了下去。

毛泽东在事后曾感慨道：“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对我们有许多的帮助，在抗日战争中，他曾协助我们抗击右派”。

在延安东北郊十多里外的桥儿沟，有一座天主教堂（不是当年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会晤的天主教堂，那座教堂在延安城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就在这座教堂里召开。从苏联刚刚回来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这下子，王明无奈——因为王明所凭恃的“王牌”也无非是共产国际而已！

此外，会议还批判了王明在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早已提醒要警惕陈独秀的教训，王明成了“陈独秀第二”。

从此，毛泽东战胜了王明，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得以巩固。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提议，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如果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就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却摇头。他大抵认为时机尚未成熟。

不过，张闻天是个明白人。打从这次会议之后，张闻天主动从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地位上退下来。凡政治局开会，张闻天总是建议在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也总是以毛泽东为轴心。以中共中央名义签发的文件，排名顺序也从“洛、毛”改为“毛、洛”。毛泽东已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武汉风声吃紧，不等会议结束，毛泽东便派周恩来前往武汉。周恩来向蒋介石面交了毛泽东的那封亲笔信。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新设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为南方局书记。

就在周恩来返回武汉不久，10月21日，广州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加强了对武汉的攻势，蒋介石仍在武汉指挥作战。直至10月24日夜，武汉已岌岌可危，蒋介石这才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汉口，前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不料，飞机迷失方向，不得不折回炮火连天的汉口。翌日凌晨4时，蒋介石的专机在黑茫茫中冒险起飞。周恩来也在这时撤离武汉。当天，日军的太阳旗，便在武汉三镇飘扬。

虽说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失守告终，但武汉会战打了三个多月，伤亡日军达20多万，完全打破了日军速胜的梦想。

汪精卫突然出走河内蒋介石在广西桂林逗留了一些日子，12月6日，飞抵陪都重庆。从此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到了这座浓雾遮掩的山城。就在蒋介石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便命陈布雷发一电报给周佛海，命他速返重庆。周佛海其人是一个十足的政客。早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后来成为国民党高官，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2月5日，他从重庆飞往昆明，据云，是去视察那里的宣传工作。陈布雷的电报，使周佛海心惊肉跳、坐立不安。他反反复复思忖：为什么他刚刚离开重庆，蒋介石就从前线赶到重庆？为什么蒋介石一到重庆，就命他速返重庆？本来，蒋介石要周佛海速回重庆，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周佛海另有心事，不由得惊恐万分。“事情是否已经暴露？”这个大问号，压得周佛海喘不过气来。周佛海其人的笔头倒是很勤，12月5日他在离开重庆后写下这样的日记：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唯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晚与柏园（柏园指徐柏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稍谈，11时半即寝。日间闻人仿重庆“要得，要不得”腔调，颇忆重庆。不满现状，留恋过去，殆心理上之缺憾欤？忆亡友曼秋（曼秋指陈曼秋，系周情妇，1938年6月病死于武汉）书“亡友”，余心痛极矣！（《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也就在这时，另一个在重庆的要人同周佛海一样，惶惶不可终日。此人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汪精卫。汪精卫原定8日飞往昆明，跟周佛海会合。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回到了重庆。周佛海因不知重庆详情，不敢贸然回来，他只得以视察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拖延着。汪精卫和周佛海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此事直到1938年12月29日香港《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的电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汪精卫投降日本，当汉奸去了！按电报代日韵目，29日为“艳”。

汪精卫（前右）与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前左）汪精卫的电报，人称《艳电》。日本对中国采取两手：大举进攻，又暗中劝降。1938年6月23日晚9时，一辆出租汽车驶抵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从车上下来两个“日本人”。他们在进入总领事馆之后，由总领事中村丰一秘密安排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此二人，便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以及周隆庠。他们来到东京，为汪精卫降日穿针引线……经过精心策划，周佛海先赴昆明。12月18日，汪精卫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名带着妻子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终于飞来昆明。翌日，汪精卫、周佛海等飞往越南河内。21日，陈公博由成都经昆明来到河内。蒋介石在20日由重庆飞往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他在21日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电报才知汪精卫叛变。汪精卫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叛变，引起很大震动。蒋介石在1939年元旦，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的党籍”。“汪兆铭”即“汪精卫”的原名。蒋介石这一做法，跟张国焘叛离中共时，毛泽东所采取的措施一样。毛泽东在1939年1月5日作出反应，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坚决拥护蒋氏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对近卫的驳斥，拥护蒋氏的每一进步，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

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

打击汪精卫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来间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德意侵略中国反蒋反共的统一战线。”这“反蒋反共”亦即“联蒋抗日”的反义词。此时，毛泽东已把蒋介石视为统一战线的盟友。